中华民族英雄

以后，他还担任中华全国科普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科普事业，成为科普园地中的辛勤园丁。他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还深入实际，到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写下了《炼铁的故事》；到云南个旧锡厂拜访，发表了《锡的贡献》。从1949年到1964年，他发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诗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书籍。

他成天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怎样危害人的生命。现在，他在生活中又遇到那些人形的毒菌。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君子、假道学，一要官，二要钱。这些家伙像毒菌一样侵袭劳动人民的肌体，毒害人们的灵魂。就是在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人形毒菌。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落落寡合。他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尖锐冲突中，被迫离职，他失业了。

高士其繁忙的工作开始了。各种约稿纷至而来，高士其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紧张的工作使他全身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喉部的肌肉也呈现出了一种僵化的状态，食管与气管盖子的开合相互失调，吃饭时气管的盖子往往会打开，大量的饭菜没有进入食管而是通过气管进入了肺部，造成了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为此他大病了一场，经过大夫3个多月的抢救和治疗才转危为安。

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又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士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同样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这个非常时期，他没有静止观望，在几度病重，几次半夜里被急送医院的情况下，他还不断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写了十几封建议书，要求恢复受摧残的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在此期间，他写了《杀菌的战术》，直到“文革”后才出版。

归国后，他作为全国五个微生物学家之一，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查科主任。但是科学家正直善良的秉性与腐败罪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断然辞职，居住在上海的阁楼里，贫病交迫、度日维艰。

从1935年到1937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作品并汇编成册：《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菌儿自传》。他的作品在广大的知识阶层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面对愚昧、落后的社会现状他一直在深深的思索，怎样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人民，为改变社会而努力。1935年在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先生的建议和启发下，他毅然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从事当时还无人问津的科普创作。他把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融合在一起，用浅显易懂的拟人手法写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作品。

1984年夏天，北京医院的大夫们终于作出了高士其进食改用鼻饲的决定。鼻饲以后，高士其更加快了工作节奏，他常常一边进行鼻饲，一边题词、作文、写回忆录，好像食物是灌到一个与他完全不相干的身体里去了一样。

周恩来副主席来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第二年暑假过后，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开始研究起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无情的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体内。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觉得眼睛不听使唤，他以为是眼病，就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来。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他便昏昏欲睡。不久，他的左耳也变得有点聋了，脖子也有些发硬，转头都很困难，后来就连手也有点抖了，脚也不大灵便了。他赶紧到校医院作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确认他得了脑炎，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但他考虑到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本领还未学到依然带病坚持学习，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