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人性论真义之再辨析

　　勿庸置疑，作为杂家化的儒家，崇仁厉义、成圣成贤这类道德理想价值也是荀子所极力追求的，可是，假如说人有生有知有义以及能群、能分、能辨为人达至伦理之善奠定了某种形而上根基的话，那么从人性恶要推出人应善、可善却是颇费思量的“休谟难题”(如何从“是”推出“应当”)，这或许正是二程断言荀子性恶论“极偏致”“大本已失”，朱子说荀子“看人不破”、劝人“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的原由。在这里，我们务必厘清荀子性恶论在实然—应然、事实与价值框架下其所讲的性恶到底是不是性本恶、实然恶。笔者认为，荀子所谓人性善恶的评价标准和实现条件确实关涉到社会秩序层面，而且，荀子性恶的宗旨并不是要确立人的族类本质，但是，他所强调的性恶却是人性的本然状态和实然事实。

　　［注释］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荀人性论的宗旨均是引导人趋善避恶，一般地说，孟子人性论更为强调人行善的可能性，而荀子人性论则凸现人性趋善的必要性；孟子性善论指向人的存养，荀子的性恶论指向人的积伪。但特殊地说，荀子的性恶论和性朴论也涉及到成善的可能性。许多人恐怕包括宋儒在内怀疑性恶论和性朴论无法使人为善、成善，故此认为他“大本已失”。那么何以说荀子的性恶论和性朴论为人成善提供了可能性呢？一方面，人善、性善和行善(行为善)既不同又统一。人是一个有机体系统，它包括人性、人行，人性之恶或可恶并不必然导致人恶、行为恶，反而在各种内外因素作用下人会做善事、行善举，进而成为善人。就荀子而言，他认为，由于内在方面有积伪、强学、修习、知善等主体条件和外在方面有圣王之治、礼义教化等客体条件作保障，可以使人的恶性得到正确引导、扰化、改造，从而使人变善、为善；即便人性为朴、为恶，也由于人具有“欲善”“向善”之心，具有趋善避恶的主观愿望，反而成为人为善、成善的动力。另一方面，“性者”作为“本始材朴”为道德人为提供实践前提。荀子可谓人性改造论者和人性可塑论者，他为人类预设了人先天固有的材质供人加工。与孟子性善论相反对，荀子性恶论和性朴论既看到了人性本色、质朴的一面，又看到人的恶性而忽视甚至否定善性。本来，包括性恶论和性朴论在内的荀子人性论为人为善、成善既提供了必要性又提供了可能性，为人成就现实的善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也正是他的性恶说和性朴说丢掉了为宋儒所推崇备至的先验主义、道德主义的“大本大源”，即便他也凸显了人的知善才具、义分族性，仍然摆脱不了程朱将其判定为儒学正统“异端”而打入“冷宫”。

　　(一)恶为偏险悖乱

　　(一)从人性发展的趋势维度说明了人性实恶

　　［参考文献］

　　“生之谓性”所呈之性本就是实然之性，而不是道德创造之应然之性……但孟子心目中所想之性却正是道德创造之应然之性。[7]

　　在肯定“欲”与“情”同一性的同时，荀子也看到“欲”同“情”的差异之处。他指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欲是情接触外物的感应。荀子在人与动物共同性的意义上明确强调孟子的“性善”是“不然”，提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荀子·性恶》)从而把“欲”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加以确认。至于作为情接触外物的感应而生成的“欲”究竟是不是恶的，学者评价不一。周德清指出，孔子人性论的实质即以浑然不分的“欲”为性，此后，孟子以心之所“欲”为性主张性善，荀子以物质之“欲”为性主张性恶[10]。左克厚认为，荀子所说的“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荀子？性恶》)都是人正常合理的性情，是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它们构不成恶，恶在于“顺是”，顺着这些欲望不加节制才是恶[11]②。路德斌同样认为荀子并不主张性恶包括欲恶，否则他不会反对“去欲”“寡欲”，不会主张“养人之欲”及“性伪合” [9]146。

　　(二)“性恶”与“性不善”相互补充

　　(四)现有文献表明荀子性朴论和性恶论“殊途同归”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荀子的人性恶思想弥补了孟子性善论的不足，更为深刻地把捉到了人的心性中所暴露出来的贪婪、仇恨、怨尤、狂傲、说谎等丑恶一面，窥见到邪恶、凶杀、奸淫、偷窃、毁谤、背伪等社会乱象，这对于人的道德发展具有极强的警醒作用。尤其是它从某种意义上更准确地把握到了道德的本质和工夫真义，这即是从外在来说需要加强制度建构、规范完善、礼法兼治和道德教化、道德监督、道德惩罚，从内在来说需要主体致力于化性起伪、修身养性，努力克制自己的私心杂念，遏制自己的物欲、情欲，用理性去战胜感性(养欲)，以义制利，从而做到克己为人、成人成己和仁民爱物。

　　唐宋以来扬孟抑荀之风盛行，二程甚至认为“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朱熹教弟子“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 (《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在荀学日益成为显学的时代背景下，国内许多有识之士对荀子思想特别是其所谓的性恶论进行了重新思考、重新定位，并展开了广泛的有益论争。例如缪文海认为孟子的性善说侧重人的应然性而荀子的性恶说侧重人的实然性[1]，陈林指出荀子是以“心恶”言“性恶”[2]，周炽成明确强调荀子为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3]，林桂榛认为荀子人性论并非持“性恶”论而是以性无善(或不善)驳性善并立性朴论、习伪论[4]①，余开亮提出荀子人性论具有“性朴”与“性恶”双重维度，其性朴与性恶并不矛盾[5]，梁涛指出荀子人性论既主张性恶论又主张心善说，这意味着荀子人性论如同孟子人性论一样也包含性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统一[6]。应当说这些探讨推进了对荀子乃至整个儒家人性论的认识，拓展了中国人学和道德哲学的学术空间。但是，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许多歧见甚至混乱，需要进一步加以理清。本文将立足于儒家道德哲学，对荀子的人性论从不同视角辨正其真义。

　　四、性恶与性不善互补

　　那么荀子的性朴论和性恶论是不是像林桂榛所说不可调和、无法统一呢？笔者认为这二者只是荀子立足于不同层面对人性的阐释，并不是正相反对，而是可以统一的。

　　[12]林桂榛.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J] .社会科学，2015，(8).

　　①又见林桂榛《驳为荀子“性恶”曲辩者》，《荀子思想研究》，涂可国、刘廷善主编，齐鲁书社，2015年版。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

　　[13]林桂榛.《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J]，现代哲学，2012，(6).

　　三、性朴与性恶并不矛盾